近日，在武汉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之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相继发现病例或者疑似病例，1月22日，澳门确诊首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引起澳门市民的强烈关注。此次事件令我们回想起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俗称非典）危机事件，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公众的理性思维与尚未建立理性联系的情绪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人们是否能把感知和行为区分成社会层面及个人层面？若是，那么这两个层面的运作是否需要吸收不同的信息？影响两者的前提变量（antecedents）又是否可以区分？•在我们评估相同事件的时候，为什么人们有不同的偏好？•为什么人们有不同的意见？•那些具有相同信念及采取一致行动的人有哪些共通点？•那些在行为上相异的人是否在认知过程中也系统性地表现不一致呢？让我们从这篇以在澳门发生的流行传染病——非典型肺炎危机事件，来检验公众行为的预测模型研究中探寻究竟吧！（点击《理性思考与信息处理的深度：一个非典行为的预测模型》，查看论文全文）郭中实, 张荣显, 沈菲(2006).理性思考与信息处理的深度：一个非典行为的预测模型. 《中国传媒报告》，(1),1682-3362.Guo, S. Z., Cheong, A. W. H., & Shen, C. F. (2005). Depth of Reason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 Predictive Model of SARS Behavior.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3), 274-288.在这篇研究中，研究者把众多组变量之间的关系置于因非典事件所触发的社会及个人层面反应的概念之下来进行检验。通过分析媒介使用形态、信息处理模型、评估性反应以及行为等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来回答研究问题和界定各种影响条件。研究者在2003年5月7日至10日（适逢发生非典事件的高峰期）于澳门进行随机电话访问调查，共访问了526位15岁或以上的澳门居民，从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来看，数据在四个方面具有启示意义：一、对非典所产生的恐惧感暗示比一般认为基于理性思考的态度含有更强烈的情感元素；二、人们在认知层面上具有社会与个人的明显分野；三、关于信息处理的两种策略——中心化处理及边缘化处理，其预测恐惧感及行为的方向恰恰相反；四、态度扮演了信息处理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的假设得到的支持，此结果与O－S－O－R模型的概念化一致。
